餐飲傢俱

　　最近在基層採訪聽到一事：一位村民為宅基地糾紛找到鎮里希望評理，鎮幹部回答說，現在強調法治，叫村民最好去法院告。這位村民氣憤地問鎮幹部：“什麼事都去法院告，要你政府乾什麼？”無獨有偶，前不久參加一場法治建設座談會，一位法官反映，如今基層民事訴訟大量增加，與部分幹部誤讀法治，不再重視群眾工作有很大關係。有紛爭訴諸法律，本來這無可指責，但是，我們的幹部如果該做的工作不去做，還拿強調法治當理由，這種對法治精神的誤讀，就不能不引起足夠的正視。
　　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剛剛開過，拿“法治”作為自己怠政的理由，首先會影響群眾對十八屆四中全會精神的理解。四中全會提出，面對新形勢新任務新目標，必須更好發揮法治的引領和規範作用。可見，我們強調法治，強調的是法治的引領和規範作用。就政府而言，強調的是各級政府必須在法治軌道上開展工作，而不是強調法治包攬一切，把政府該做的工作都推向法院。群眾中出現矛盾，有了問題，政府本來就該想方設法去化解，這完全是政府職能的份內之事。黨的十八大闡述政府職能時明確提出，要提供優質高效的公共服務，創新社會管理方式，並把建立公共服務型政府作為政府職能轉變的目標。強調了“法治”，就把什麼事情都往“法治”上推，該自己去做的事情不去做，這既是對政府職能的違背，更是對四中全會精神的誤讀。如果我們的幹部都這樣去誤讀，群眾會怎樣領會和評價四中全會？四中全會精神又怎樣得到全面的貫徹？
　　國家和社會治理，沒有法治斷乎不行，然而，什麼事情都推向法治，也是不行的。從構建和諧社會角度看，老百姓遇到什麼難題，相互之間發生什麼糾紛，只要我們幹部利用社會管理的辦法，入情入理地做點細緻的工作，有些完全可以化解。“鬧上法院”，意味著問題已經激化，矛盾已經惡化，真到了這一步，社會就已經有了不和諧因子。社會管理的複雜性、管理主體的多元性，決定了社會管理方式的多樣性，政府僅靠單一性的行政化手段無法勝任社會管理的需要，同樣道理，如果一味地依賴法律手段，也不利於許多社會問題的解決，下轉3版
　　上接1版更不利於和諧社會的構建。四中全會講一手抓法治、一手抓德治，德治離不開群眾工作，如果強調了法治就放棄群眾工作，德治便無從談起。
　　做群眾工作本是黨委、政府的重要職責，在剛剛結束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中，各地在這方面制訂了不少整改措施，也贏得了群眾不少好評。群眾工作有主動被動之分，如何“主動”，很難有剛性約束，但是，“主動”了，群眾就會由衷地點贊。比如群眾為宅基地糾紛告上法院，雖不能完全說明我們幹部有多失職，但如果我們主動把工作做在前面，糾紛可能就不會發生，群眾就不會責問“要你政府乾什麼”。四中全會決定在闡述依法全面履行政府職能時要求堅決剋服懶政、怠政，懶政、怠政的典型表現，便是不主動、不作為。以為強調法治了自己就不再主動作為，如果這隻是對四中全會精神理解不到位，那還可以通過加強學習來修正；但如果這根本就是為自己懶政、怠政找藉口，那這種“誤讀”，就不僅為全面貫徹四中全會精神所不容，也為鞏固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成果、維護黨和政府的形象所不容。　　（原標題：必須糾正的一種“誤讀”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