餐飲傢俱

　　在世界地圖上，俗稱“中東”的是一片從地中海東部到波斯灣的廣袤地區。它包括幾乎整個西亞和部分北非，尼羅河、幼發拉底河和底格裡斯河孕育了人類歷史上的兩大古文明——古埃及文明和兩河文明。而在政治和宗教版圖上，以耶路撒冷為中心的中東是基督教、猶太教和伊斯蘭教的發源地；又因多數國家信仰伊斯蘭教，中東地區也被稱為穆斯林世界。
　　第二次世界大戰後，曾經的古文明發源地，卻是留給了世人“中東即戰亂”的負面形象。它是宗教極端組織和恐怖分子的大本營，從本·拉登的基地組織、遜尼派的哈馬斯、什葉派的真主黨，到被“基地”除名的“伊拉克和敘利亞伊斯蘭國”(ISIS)，激進恐怖組織的不斷進化，加劇了不同民族和宗教派系之間的仇恨，進而推動以暴制暴的惡性循環。
　　在中東，怒火、殺戮與死亡無處不在。而愈是戰火紛飛的危險地帶，往往愈是記者、人道主義者和國際和平人士的冒險之地。不同國籍、不同膚色和不同信仰者追逐烽火而來，努力按照內心的聲音傳遞戰亂區的真實面貌，部分人則不幸長眠於此，或誤中槍火，或因長期駐留在貧鈾彈輻射災區染病而亡，或被激進組織綁架乃至殺害。
　　2014年8月19日，法新社和美國《環球郵報》自由撰稿人、41歲的詹姆斯·福利(James Foley)跪在沙漠中被ISIS極端分子斬首的視頻，震驚了世界。
　　進入9月，與福利一起被關押的另一名美國自由撰稿人史蒂芬·索特洛夫(Steven Sotloff)，亦被ISIS斬首。
　　兩名記者先後被害，“標志著敘利亞內戰以來暴力記錄再次陡然升級”。2014年8月26日，常年往來於加沙、埃及等地做紀實攝影的德籍華裔攝影師陳琬說。根據國際保護記者協會的不完全統計，福利是2014年第33位被殺的記者。已知36名遇難者中，三分之二遇害於中東的敘利亞、加沙地帶、利比亞、巴勒斯坦、黎巴嫩等戰亂區。上一年，全球則有70名記者死於非命。
　　自1775年美國記者艾塞亞·托馬斯第一次記錄下列剋星敦和康科德之戰後，人類歷史上的歷次戰爭都有戰地記者的身影。進入21世紀，恐怖組織的出現，模糊了作戰對象的身影；社交網絡的普及，讓戰地報道的身價發生了變化；傳統媒體的衰敗，專職戰地記者數量大幅被削減，使福利和索特洛夫這樣的自由撰稿人成為戰地報道的生力軍。
　　他們未受雇於任何媒體，自願來到戰場，隨時可以離開，但他們剋服內心的恐懼堅守在了各自認定的新聞現場。
　　從“飯店戰士”到自由記者
　　“海外記者更多的是自由撰稿，約占85%。”8月28日，福利曾經的合作伙伴，26歲的美籍華裔攝影記者妮可·唐(Nicole Tung)在電話中說。
　　在她印象中，媒體的正式雇員一般只空降幾天，但自由撰稿人會駐留相當一段時日，對當地進行更深入的觀察和瞭解。相比於專職記者，自由撰稿人獲得更少的支持，需要自付保險，自行配置設備、急救裝備和衛星電話等。如果被綁架，出面與恐怖分子談判的，往往不是公司而是家人和朋友。
　　唐和福利同為自由撰稿人，相遇於2011年的利比亞，之後開始合作。福利被綁架前夕，他們在敘利亞阿勒頗老城居住了一段時間，想記錄這座4000年前就已連接亞歐的商業中心被摧毀的故事。已返回紐約的唐沉浸在失去隊友的悲傷中，至今找不到繼續完成這個項目的理由。
　　2012年感恩節那天，福利在前往與妮可·唐會合的途中被4名蒙面的敘利亞叛軍用槍指著帶上車，一年後唐才知道，他被輾轉送到了ISIS手裡，後者向美國政府索要1.3億美元贖金。顯然，這個要求沒有得到滿足。
　　這不是福利第一次涉險。2011年春，福利與另外3名記者被支持卡扎菲的武裝力量囚禁，44天后才在美國政府的幫助下重獲自由。
　　這段經歷讓福利感覺到恐懼。離開卡扎菲的監獄兩周後，福利曾回母校美國西北大學演講。他看上去神情陰郁，說：“戰地也可以很安全……但你必須得有經驗，得非常小心……我們沒有接受過什麼培訓，所以悲劇發生了。”他接著說：“我們沒有死在卡扎菲的牢里，純屬幸運。你要麼改變行事方式要麼再別上戰場，這不值得讓你付出生命……不管是那些浪漫主義情懷，還是你所尊崇的道德，都不值得讓你付出生命。”
　　但是次年6月，熱愛戰地報道的福利又出現在敘利亞內戰現場。妮可·唐說，自由職業者往往認為前往戰場是非常激動人心的事。“大多數人做(自由撰稿人)是因為激情，而不是為了錢。”
　　香港人張翠容堪稱戰地自由撰稿人的先驅。1998年至今，從東帝汶、科索沃、加沙、巴格達、敘利亞到烏克蘭，這位身形嬌小、纖瘦的華人女記者幾乎走遍了戰亂區。她目睹了形形色色的記者，也見證了戰地記者的世代更替。前往戰地者，有些為成就名利而來；有些則抱了替自己國家贖罪的心理，希望為當地人發聲。張翠容認為，二戰後英法等國出於各自利益需要，未能考慮宗教派系，胡亂劃分中東國家的邊界，導致了現在的一系列問題。她認識的一些西方記者因此對中東有所抱愧。
　　在她記憶里，1998年第一次衝到戰場時，科索沃還沒有幾個獨立記者。“當時還是傳統戰爭，塞爾維亞和北約打，大媒體派出記者做報道。”這種模式延續了150多年，記者隸屬於某家媒體，跟隨軍隊出征，越靠近戰線，越容易成名。如同二戰期間戰地攝影師羅伯特·卡帕的那句名言：“如果你的照片拍得不夠好，那是因為離炮火不夠近。”卡帕41歲時在越南戰場上死於地雷。
　　1991年的海灣戰爭，帶給戰地記者些許新的變化。傳播學者展江在《戰地記者——媒介時代的英雄》一文中提及，導彈空襲敵方是這場戰爭的基本戰略，由於沒有兩軍對壘，記者們不再隨軍行動，而是留在酒店觀察導彈攻擊和飛機轟炸，被稱為“飯店戰士”。
　　進入21世紀，戰地記者和戰場報道都被徹底改變。“這不是國家對國家的戰爭，是國家對組織的戰爭。這些恐怖組織來如風去如電，與誰談判也不知道。”張翠容說，對傳統媒體而言，報道戰爭的風險將因情況難以預測而增大；另一方面，隨著互聯網的迅猛發展，一些前往戰地做和平運動的西方年輕人發現，寫博客或Facebook能產生極大影響力，自由撰稿人隨之涌現。
　　2003年在伊拉克戰爭現場，張翠容曾經遇上這樣一位美籍阿拉伯人。他辭去朝九晚五的工作，拿了5000美元就跑去戰場，會說阿拉伯語給他的採訪帶來了極大便利。他於是建立博客，憑藉在村莊中採寫的獨家報道獲得極高點擊率，進而在博客上呼籲捐助採訪費用。他依靠捐款生活，最後被半島電視臺雇用。用張翠容的話說，他相當於把“經營記者變成一門商業”。這名美籍阿拉伯人提供了一個很難被取代的成功範例，吸引著越來越多的年輕人甘冒危險，前往戰地累積經驗。
　　妮可·唐在利比亞也遇見過一些年輕、經驗匱乏的人，因想出名而前往戰場。“我們稱他們為戰爭旅游者。”她繼而說道，“很多人工作都不考慮危險，讓別人生命受到威脅。”
　　雖然並未受雇於某個媒體，自由記者仍需要專業技能和培訓。福利大學畢業後做過幾年老師，之後重返學校，學習寫作和新聞報道，包括戰地報道課程。2008年，35歲的福利從西北大學新聞學院畢業，很快趕往伊拉克進行戰地報道，此後幾年內輾轉於伊拉克、阿富汗、利比亞和敘利亞。陳琬是柏林自由大學傳播學碩士，2013年去往加沙地帶前，在西班牙格拉納達的沙漠中接受過戰地攝影特別培訓。而對戰地經驗豐富的張翠容來說，進入戰場前與同行聊天時她定會務實地談論裝備、評估風險，以及擬定對策。
　　生命與報道的邊界
　　頻繁爆發衝突和戰爭的中東地區是一個吞噬生命的巨大黑洞。恐懼和死亡無疑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。在張翠容的觀感里，比如伊拉克人很少會就此表現出歇斯底裡的憤怒，那種精神狀態只會在公開的示威游行中出現。
　　對她來說，最為難受的是昨日尚在一起吃飯聊天的朋友，次日可能陰陽相隔。理查德·威德(Richard Wild)、阿裡(Tariq Ayoub)與她相遇於2003年伊拉克戰爭爆發前夕，當時約旦首都安曼雲集了大量來自世界各地的記者。戰爭爆發前初為人父的阿裡先任英文《約旦時報》記者，後為半島電視臺工作。他對電視工作存有幻想，寄望“半島”發出阿拉伯的聲音；為英國第四台製作特輯的攝影師理查德那年才24歲，這位擁有一頭漂亮金髮的劍橋大學畢業生，被人揶揄時總是羞澀地微笑。然而戰爭爆發伊始，美英聯軍便炸毀了半島電視臺駐巴勒斯坦辦事處，理查德則遭人從後面開槍射中身亡。
　　中東戰爭的殘酷性由此顯現。張翠容說，國家與組織間的戰爭沒有傳統的大後方，可以允許記者和老弱婦孺者撤退至安全地帶。“踏出這一步，我或在另一個地方，或是死掉。”一名難民在科索沃邊界對她說的話，令她想起希腊導演安哲羅普洛斯的一部作品。影片中士兵質問記者可知什麼是邊界，然後把腳伸出懸在界線之上，說出同樣的一番話。
　　對奔走在戰地，死神時刻會降臨的張翠容、陳琬、福利、唐等人而言，生命何嘗不是如此。陳琬說，喝酒後的戰地記者通常會流露出對死亡的恐懼，只是之後仍會回到戰場，“直到你無法和這種感覺相處”。
　　陳琬對專業戰地攝影記者培訓深懷感激。這個培訓要求記者每天做大量體能訓練與實戰訓練。比如突然發現走進了地雷區，如何安全離開；偶遇軍隊，該如何溝通；跟著政府軍去拍攝他們和叛軍交火，如何讓他們掩護你，如何走位；如果有通道，永遠不要站在中間，因為有火箭彈會直接打到你；如果《紐約時報》找你要照片，要在5分鐘內整理出一套照片，並且迅速寫出完整的信息點；還要學會包扎傷口、做擔架、和直升飛機聯絡。
　　張翠容對此並不在意。“受過專業培訓又如何，要出事就出事了。知道嗎？看你的運氣。”8月28日，在北京朝陽區建外SOHO一家咖啡店，她如是說。
　　張翠容說，自己戰地生存的技巧就是“柔性”。“有些西方記者，特別是男的，穿戴避彈衣和頭盔，好像去打仗一樣。可我穿著裙子、戴著耳環，這樣可以減低他們的敵意。”她大笑道。
　　無論面對伊拉克新舊政權更替時期駐守在邊境的美軍，還是東帝汶民兵、哈馬斯等武裝組織，她釋放善意和關心，努力平息那些人一觸即發的仇恨和怒氣，使人性回歸，“他們面對我就像面對大姐、大媽一樣，什麼都軟化了。”
　　然而，危險有時會以一種意想不到的方式逼近。2002年是張翠容戰地採訪生涯中最為險峻的一年：以色列對巴勒斯坦的空襲不分本地人還是外來者，亦不分軍民；此外記者們還要時刻擔心以色列情報人員的威脅或綁架。若是採訪了不知是敏感人物的報道，或報道中含有不利於以方的內容，記者很有可能被當成可疑人物。張翠容曾目睹一位美籍愛爾蘭記者因類似的理由被以方扣留。
　　以生命為押註所做的戰地報道，在張翠容看來也很難做到中立客觀。進入以色列或巴勒斯坦的外來記者，無一例外會受到宣傳官的熱情接待。2013年7月，陳琬跟隨一個親穆斯林的西方代表團進入加沙地帶時，哈馬斯的外交部、文化部兩名官員全程陪同採訪。有一次代表團被帶去加沙農村拍攝一個平民家庭。哈馬斯官員告訴陳琬，這個家庭的房子是村裡最高的建築，2012年10月在交火中被以色列定點摧毀。哈馬斯說這是一個無辜平民的故事，可她多聊幾句後便發現，那個建築當時已被哈馬斯徵用，屬於軍事設施。
　　“他們需要我們在西方發出聲音，很配合我們的工作。”陳琬說，“這算是一種宣傳，我要在裡面尋找平衡，一方面和他們保持好的關係，一方面保持清醒。”
　　作為團內唯一的紀實攝影師，她拍攝了這個故事，和哈馬斯官員有了合作關係，從而有機會前往一些外國記者難以抵達的地方，包括加沙和開羅邊境成千上萬條加沙人開鑿的走私通道，通道內甚至能夠容納大型卡車進出。
　　在敘利亞，談論政治則是禁忌。張翠容曾在敘利亞郵局傳真稿件，原稿被沒收備查；採訪作家穆沙維(Walid Moshaweh)博士時，新聞局還專程派出翻譯同行。
　　無論是政府官員還是地方武裝組織，主觀意圖都希望外來記者能為其所用，替其宣傳主張。“所以要有警覺性，他們講他們的版本，可你不要表達立場，要把握自己的方法。”張翠容強調，事實與真相其實不分東方西方，作為一個記者，要站在人的角度去解讀事實。
　　暴力面具下的複雜中東
　　今天的以色列西岸、加沙地帶以及約旦西部構成了巴勒斯坦地區，對猶太教、基督教和伊斯蘭教均意義重大。地區內的耶路撒冷是猶太教和基督教最神聖的聖城，也是伊斯蘭教的第三大聖城。19世紀末，猶太人興起複國運動；1948年，離開巴勒斯坦2000多年的猶太人重返巴勒斯坦，併在1948年成立以色列國，獲得了聯合國承認。阿拉伯世界對此不滿，中東戰爭的序幕由此拉開。
　　至今，在地中海東南岸的這片狹長土地上，巴以衝突已經持續了半個多世紀，並使眾多鄰國卷入其中。人們在媒體上看到的是一個槍炮、軍隊、人肉炸彈、蒙面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構成的過度簡化的世界。鮮有人去懷疑這一切，但暴力面具下的中東，事實上擁有眾多被大眾傳媒遮蔽的、不為人所知的豐富面向。
　　張翠容採訪過平民、中東作家、和平組織人士；在難民營吃過飯，去過戈蘭高地；也接觸過巴解組織及其領袖阿拉法特，哈馬斯、真主黨、社會復興黨等激進組織負責人。行走中東地區多年，她看到的除了慘不忍睹的有形損毀，還有停頓的經濟、被破壞的生活、對尊嚴和意志的打擊。
　　巴人武裝組織令外來者油然生怖，但哈馬斯幾乎是加沙人生活的一部分。他們在加沙建有醫院、大學，加沙被圍困時期還向當地人提供援助。人肉炸彈在哈馬斯領袖扎哈爾眼裡是殉道之路，全民皆兵的以色列沒有無辜的受害者，甚至包括在以色列工作的中國勞工。張翠容說，這些武裝組織的確恐怖，非常極端，而這源自他們處於一種極端的環境，所有人其實已經被扭曲。
　　“絕望的環境下，死亡受到歌頌。解決的辦法不是以色列沙龍政府的以暴制暴的集體懲罰，也不是巴人自治政府不斷推卸責任的態度，而是通過共同努力為黑暗的占領區打開一扇窗口，讓陽光透進來，帶來生命的信息，令激進思想無法生根，激進組織失去群眾。”張翠容在《中東現場》一書中道出了自己的省思。但這仍取決於巴以雙方、記者以及其他國際和平力量的努力。
　　戰爭陰影過去，黎巴嫩人立馬開始剋服障礙、重建家園的努力。即使在2006年7月戰火重燃後，飽受空襲的貝魯特居民仍堅持一種正常的生活。半個世紀的戰爭和以色列的邊境封鎖，讓加沙地帶物資匱乏。加沙城一到夜晚就徹底沉入黑暗，只有居民家的應急燈散髮出零星光亮；大量房屋因缺少建材停止修建；汽油匱乏，以至於街上難得看到一輛開動的汽車。但在陳琬的鏡頭下，孩子們捧著應急燈在漆黑的街道上玩耍，兩名穿西服套裝的律師坐在一棟因物資匱乏而爛尾的樓房裡工作，加沙城中貧民窟的居民騎馬出行，每晚都有導彈落下的沙灘上，白天有人在游戲，一個高大俊美的男人在沙灘上玩後空翻。加沙市中心有一東正教堂以及擁有1000人的東正教社區，與穆斯林社區和平相處。
　　2012年，第一次接觸戰地報道的陳琬，在開羅游行者聚集的解放廣場上拍到兩個舉著西瓜刀互砍的男人。但給她授課的馬格南攝影師刪除了這些照片，強迫她到廣場兩個街區外的地方拍攝。“兩個街區之外，有人倒在地上午睡”，這讓她看到了戰區的真相。她意識到，戰爭的暴力衝突只占據了小小角落，日常生活才是最穩固的部分。
　　巴勒斯坦著名詩人穆罕默德·達維什(Mahmoud Darwish)的詩見證了一代巴勒斯坦人亡國苦難以及流亡的虛無感，但他也是一名抗爭者。面對張翠容，他表情嚴肅地問道：“對我們而言，愛是如此困難，這個字在我們的語言中好像已經遺失了。如何去愛你的敵人？”
　　在張翠容看來，巴人和以色列人自掏腰包、合作成立的大量和平組織，某種意義上是對達維什沉重問題的答覆。巴以民間人士攜手打破仇恨，宣示非暴力手段在這個充滿暴力的地區仍有作為。“拉比(猶太教神職人員)為人權”成員、以色列左派吉若米在垃圾山上為巴人小孩創建了一所學校，讓他們首次嘗到了讀書的滋味；而在耶路撒冷一間酒店內，一位以色列人和一位巴勒斯坦人擁抱在一起，為他們遇害的親人痛哭，然後向對方說：“我感受到你的痛苦。”
　　張翠容說，透過這些組織她從悲觀裡頭看到了一些樂觀，因為只有人民的態度改變了，然後才會影響政府。
　　她經常引用一位猶太拉比的話。“他說，以色列人回到巴勒斯坦土地，因為猶太復國主義者說這是神應許他們的聖地，所以要回去。可是這位拉比跟我說，以色列人不要忘記，兩千年前為什麼會被神趕出這個聖地？是不是因為我們犯了罪？所以這趟回來了，如果繼續犯罪，仍可能被趕出去。神應許的聖地，真有神的祝福的話，為什麼我們不能跟其他人分享？”
　　陳琬在加沙老城迷路時，一名能講流利中文、往來中國經商的阿拉伯老人幫助了她。他的3個兒子，如今分別在加沙、義烏和廣州定居，並娶當地女子為妻。即便每天晚上以色列人的導彈都會飛往加沙這一側，這位老人仍然選擇搬回加沙。
　　他甚至表示更喜歡以色列政府，因為稅率是固定的。“你沒有在媒體上讀到過這樣的故事”，這次偶遇讓陳琬倍感驚奇，“一個社會總有很廣的光譜。”
　　火種
　　烽煙之地的中東，因詹姆斯·福利、索特羅夫等眾多戰地記者的貢獻，戰亂區的公眾形象變得日益豐富和立體。整個八九月間，網絡上、飯桌上，以及私人聚會上，人們對這位勇敢戰地記者及其行為的討論始終不曾中斷。生命與報道之間如何平衡，以生命為代價是否值得，正是戰地記者們反思的中心。
　　對福利來說，被綁架過後再度返回中東絕非一時衝動。他曾公開說，心裡好似有一支魔笛，不時吹奏起來，令他不禁回到中東地區去犯險。從他生前在推特上留下的記錄看，福利心中的魔笛即為真相，工作的意義於他而言是“(提出)很多問題，沒有答案”。
　　人們能在其行為與既往經歷之間建立起某種對接。福利出生在美國新罕布什爾州一個富裕家庭。其啟蒙老師、西北大學教授Stephan Garnett說福利是他見過的最溫暖善良之人。在芝加哥求學期間，福利與同學曾對當地重污染企業非法排放進行調查，然後在採訪企業老闆時直言不諱地指出，有多少人因工廠受到了損害。福利也非常關註生活中被忽略的人群。求學期間他住在一個叫Pilzen的有色人種為主的社區，芝加哥南部黑人區一向以暴力和凶殺出名，但他不曾被偏見所縛。
　　每個記者其實都有前往戰亂區的理由。妮可·唐承認戰地記者是份危險的工作，但強調如果沒有這些人，就不會給歷史留下證據。
　　穆斯林女孩的困惑眼神擊中了陳琬。“什麼和你的生命相連接？”參加馬格南大師培訓班時，導師總是問陳琬這個問題。這些前輩告訴陳琬，尋找到答案，前往戰地才能做有意義的拍攝。戰爭中人如何面對創傷，是中國人至今不願面對的話題，陳琬卻為此痴迷不已。8月26日，在北京草場地得色空間，陳琬指著自己名為《慢車去加沙》的攝影展說，所有選出的照片其實都在表達一個主題，即對時勢的困惑，人與人之間為何要互相傷害。
　　去年，陳琬前往科索沃，尋找一個被塞爾維亞人滅族的家族。戰爭發生於15年前，整個家族有15人死亡。當陳琬找到這個家族時，幸存者們已在舊房附近蓋了新房，當年戰爭遺留的彈孔仍在，但令她安心的是，已經長大的十七八歲幸存女孩心裡沒有仇恨，只擔心明年上大學後，家裡的狗誰來照料。陳琬於是意識到，時間可以醫治戰爭的創傷，人其實有康復的可能，人類在無常的命運之中依舊有選擇的自由。這是很迷人的人性。
　　張翠容提及最多的也是人性。年齒漸增，走過衝動冒險的年輕時代，張翠容說自己在不斷採訪、反省回顧的過程中才慢慢瞭解到想要表達什麼。那就是：不同的世界、不同形式的革命都有共同的地方，即人性。她引用加繆的話說，戰爭等同於瘟疫，每個人心裡頭都有瘟疫，要與之抗爭。
　　戰地攝影記者詹姆斯·納赫特維(James Natchwey)是張翠容極其尊敬的前輩。其近著《地獄篇》(Inferno)，記錄了20世紀最後10年間所發生的人道罪行。他曾說，假如每個人都有機會跑到戰爭現場，親睹那些化學物質如何損毀一個孩子的臉孔，又或者那些老百姓被炮彈碎片致傷的無言痛苦，假如每一個人都可目睹受害者的恐懼與悲傷，即使只有一次，他們亦可明白，沒有任何事比反映真實現場更為重要。
　　於納赫特維而言，攝影的力量在於它有能力發揮人道的精神。如果戰爭企圖否定人性，那麼，攝影則可帶出反戰的效果。利用得宜的話，它甚至可以成為反戰的最有力種子。
　　2014年8月13日晚7時，幾位中國記者與兩位外媒記者在晚餐間歇時聊起福利的行為時，“火種”也成為大家一致認可的觀點。
　　張翠容在《中東現場》描述中東的暴力、偏見和仇恨時，字裡行間不時會帶出一種無力感。但她深知，這猶如西西弗斯推石頭，行動本身是製造機會的手段。以色列一位長期做和平工作的拉比曾經告訴她，他並非期待一夜間能改變中東地區，而只是播下和平的種子。如果這一代看不到和平，他希望下一代鼓勵下一代，總有一個世代有機會看到和平。
　　張翠容由拉比的話想到了自己。於她個人而言，報道無法改變現實，但只要好好寫作，文章就會變成一顆種子，把真相帶給讀者，其實已經做了改變。
　　這是一個細水長流的故事。